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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发表市人大代表陈灿平教授的文章——“技术融通性法治“与治理现代化
2020-07-10 10:51  
“技术融通型法治”
与治理现代化

陈灿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国家治理指明了坚定航向。其中,法治如何融通技术、如何构建“技术融通型”法治,是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新前沿话题之一,亦是最新的法治理论研究课题。

  一 法治发展需要技术的强大支撑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高级模式。但法治的达至路径与实现模式不止一种,应该在契合各国国情、文化、历史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并不断完善,这已成为世界共识。对中国而言,借助技术的支持,是非常有效的突破点与创新点,也是加速实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技术融通型法治,有可能带来一种增量效应,带来一种超越于1+1的倍数乃至指数效应,有可能使我国在法治、在治理现代化的某些方面尽快超越西方。

  法治的主要内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中,本身蕴涵着大量的技术要素。立法调研中的数据采集、指标分析、案例收集、社会调查,立法过程中旧法搜索、起草写作、比较鉴别、协调统一,以及立法后的立法质量评估、社会效益评价、法律经济分析、法律社会分析,都涉及统计技术、文字技术、评价技术。执法过程中,执法记录仪、商品与服务的成分鉴定及质量识别等,都离不开技术。司法过程中,司法鉴定技术、证据识别技术、法庭记录与保存技术、案件流程管理技术、法律解释技术、指导性案例适用技术等,对于公正司法极其关键。守法过程中,各类技术标准,显然,是守法的底线。

  以食品安全法治为例,现场执法的仪器先进性、网络执法的数据准确性、食品溯源的手段先进性、食品鉴定的方法先进性以及食品保质保鲜及安全防腐防毒等,无不与技术密切关联。比如,网络上有谣言说微波炉的辐射会导致食品品质与安全受影响、会导致操作微波炉的人员健康受损害,就离不开技术与实验的证明与反驳。又如,消费者协会调处各类食品保健品纠纷及跟踪其质量时,离不开最有效的比较试验。再如,网购食品安全问题,部分网络平台受利益诱惑,利用技术手段帮助商家逃避市场监管甚至向消费者推送不实的食品安全信息或大众点评信息,就是法治没有融合好技术的反面典型。

  二 法治理性可以与技术理性融合融通

  有学者提出,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司法理性的核心是演绎推理是价值判断,而技术世界中,技术理性的核心是归纳推理是数据证明,二者能否融合,值得商榷和探讨。

  应当看到,现当代意义上的法治理性,是综合的制度与机制理性,不仅包括司法理性,也包括立法理性、执法理性、守法理性;不仅包括实质理性也包括形式理性;不仅包括核心的价值判断理性也包括相关的技术操作理性。对法治理性的全面深入理解,应当是以形式理性(技术操作理性)确定实质理性(价值判断理性)的边界、以实质理性(价值判断理性)矫治形式理性(技术操作理性)对正义的背离。准确的提法,应当是以技术理性辅助与提升法治理性,而非以技术理性替代或僭越法治理性。

  技术理性,从归纳推理的层面,确实有助于丰富与完善法治理性。而且,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擅长综合思维、缺少分析思维,擅长规范研究、缺少实证研究的特点,技术理性还可以大大完善中国人的理性品质与能力。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综合思维能力的相对缺失,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全面思维能力意义上的法治理性。

  我国提出的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治理现代化,则是全面与最高法治理性的贯彻与实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绝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工具或手段,而是一种目的、一种信仰、一种制度,一种全面的生活与生存状态。把法治理性降格为工具、降格为手段,是非常狭隘的。对技术理性也应进行准确定位,不能盲目崇拜、不能过分拔高,技术理性应当受到法治精神与伦理科学的限制。所以,只要准确地对法治理性及技术理性进行定位,就能处理好二者关系,就能够融合融通法治理性与技术理性。

  以生态环境安全治理为例,忽视技术之作用与运用的观点是错误的,而过分崇拜技术、忽视法治的制度及机制的全局性、重要性更是偏离了大方向。比如,允许转基因技术培育改良型植物在治理沙漠等恶劣环境中探索是对的,但大面积栽种转基因大米、玉米等主粮,有可能灭绝“自然良种”,危害我国粮食安全。允许克隆技术在为人类治疗疾病提供替代器官上探索是对的,但克隆人则违背了基本生命道德伦理与基本法治理性。又比如,监管技术能否公正客观地运用,主导及实施的管理人员、一线操作人员至关重要,对“管理人员”“操作人员”,显然应当以法治治理为主。

  再以5G甚至6G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基础设施与智慧办案系统、智慧城市系统为例,认为4G够用不需要抢占通讯网络与远程智能技术高地的认识是粗浅的。诚然,在某些领域,4G已经够用,但是司法部门、仲裁部门远程审理案件时,一方面,当事人明显感觉不见面更公正更便利了,另一方面,也普遍发现,4G标准与技术下的远程庭审之影音质量无法实现高清识别、无法达到流畅便利。有人提出韩国部分城市应用5G信息技术与IPv6网路技术后存在资源闲置现象,这是没有看到中国人口、需求、市场的超巨量性及高数量级交叉时的复杂性;正如交通智能管理一样,当车辆、人口与需求超过一定数量时,对城市智能基础设施的要求是指数性增长的。显然,我们已然享受到了远程智能技术带来的法治公正与效率,而另一方面,要真正实现电子证据唯一性、审讯记录与法庭记录的不可更改性以及智能管理、远程交易的电子数据真实性等,法治确实还需要与技术进一步深度融合。

  三 技术融通型法治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为了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高度重视技术在法治运行中排除关系网干预、阻断人情干扰的独到功能。对中国而言,法治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最有利于排除干扰、排除关系网、排除人治的方式实现。

  立法方面,如何排除利益集团的操控,信息公开、数据统计、法经济学与法社会学分析、对法律的评价评估等技术手段,可以使法律更好地体现与代表“以人民为中心”。执法方面,政府信息公开、对执法者的技术监控及技术纪录等,可以更好地实现执政为民。司法方面,信息公开、鉴定科学、电脑流程化分配与管理案件等可以有效地排除人为干扰。守法方面,符合法治伦理的技术监控、技术识别、大数据管理及应用,有利于公民更加自觉地规范行为或接受处罚,也有利于监管部门更加有效地发现违法犯罪、预防违法犯罪。

  以两高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在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为例,与技术融通的全面法治理性路径乃破解难题之明路。据某省2019年底调研数据,地方三级法院(基层法院、中级法院与高级法院)对两高发布的明文规定必须“参照适用”的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实际运用率竟然不到30%。但我们运用“技术融通型法治”理念,借助于新的信息系统管理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后,可极大提高实际运用率:在未来,可以修订或创建新的案件人工智能信息管理系统,该智能信息管理系统可帮助司法人员判断案件的相似程度、帮助有关用户自动识别与运用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在该智能信息管理系统中,还专门设置有对最高司法机关指导案例或典型案例运用借鉴的流程,以铁面无私的技术流程,来监督与促进司法人员自觉运用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否则,案件管理流程就不会继续往前运行,案件办理就会亮红灯、出警告。该智能信息管理系统,不仅可以督促地方司法者运用两高发布的案例,有利于最高司法机关了解基层情况,还可以通过设立其他模块等方式,帮助律师或诉讼当事人识别运用可借鉴的案例,这将极大地提高司法统一性与司法可预期性,有利于当事人息诉服判,节约司法资源,增进社会和谐。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博导,十三五期间天津市法学学科领军人才,天津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0-07/10/content_159_29674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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